注：本文发表于《文献》年第5期，此据作者word版，引用请以该刊为准。感谢石祥老师授权发布。
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相关史事考述*
——从赵万里佚札与献唐佚跋说起
石祥
内容摘要：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刻本《水云集》《湖山类稿》贴有赵万里致献唐信，另有献唐题跋，均未经披露。这两件史料揭示了二人因校勘《水云集》而发生的学术交往。赵万里在献唐寄去的这部《水云集》《湖山类稿》上，过录了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的校语。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包含了多个校勘辑佚来源：国维校出的乃昭本相对于鲍刻本的异文、过录的乃昭本上的黄丕烈所写校字、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的佚文，以及赵万里据《诗渊》《永乐大典》校出的异文。乃昭本曾经黄丕烈收藏，黄氏对此本的认识也有先后变化。因未见乃昭本，加之诸家对其的称谓不一，献唐一度将“黄丕烈校乃昭本”误解为黄氏以本为参校本而临校的另一个本子，却将自己校勘《汪水云集》的底本——海源阁流出的黄丕烈旧藏孝咏本——误认为乃昭本。而孝咏本入藏山东省立图书馆后，又因抗战流转，现藏山东省博物馆。
关键词：赵万里献唐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
赵万里、献唐是近现代成就斐然的文献学者，事迹功业为人熟知，毋庸赘言。献唐于年代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任职期间，着手校理宋人汪元量《水云集》，网罗诸本，用力劬勤。其校本最初计划作为“海源阁秘笈四种”之一印行，因故未克实现。年，齐鲁书社以“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”之名影印氏手校本，并将所著《汪水云集校勘记》《汪水云集版本考》《汪水云事辑》等排印附后。据齐鲁书社本“出版说明”，柳诒徵、重民、顾实曾协助校勘此书，该本将三人与此事有关的一些文稿、题跋、书信，以排印或影印原件的形式收入，使读者可以清晰了解他们与献唐校本的关系。
笔者在山东省图书馆参加古籍普查工作时，在该馆未编古籍中得见一部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知不足斋刻本《水云集》《湖山类稿》（此书单刻，开本宽大，未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），其卷端扉页有献唐题跋（见图1），卷末粘贴赵万里书札（用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八行信笺纸，见图2）。这两件史料揭示赵二人因校勘《水云集》之学术交往，可由此考察献唐校理汪集的一些细节问题；且跋未被收入《双行精舍书跋辑存》等已刊行的献唐著作，赵札亦未见披露，可备日后增辑二人文集之用，具有相当价值。兹将二者照录于下：
黄荛翁手校《水云集》有数本，均见《荛圃藏书题识》。其校廼昭本，归海盐张菊生。氏原钞，则余为山东图书馆收得，曾据以撰校勘记者也。友人赵万里先生有过录黄本，复与静菴先生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校辑数首，为余迻录此本上。于今午寄来，高谊可感也。赵函并贴卷后。
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百汉印斋西窗记。献唐（下钤“献唐”朱文小方印）
此本为叶焕彬旧藏，得于北平厂肆，糜银二十六饼。书虽近刻，颇尟觏，今日已为重价矣，未知他年□何，记之以质后人。（旁钤“百汉印斋”朱文小方印，以上均在卷前扉叶）
献唐仁兄先生有道：
接手书，敬悉一一。鲍刻《湖山类稿》，直隶书局已送来，倩人将校语录出寄奉，即请詧收。所费有限，请不必较量，至祷至祷。所校黄丕烈校乃昭本，现归沪上友人张氏。至校大典本，有出弟手者，有出静安先生手者，即诗字韵湖字数（按，“数”被划去）韵诸作，亦均移录，以备参考。闻贵处所得古器物甚多，有目录否？念之念之。匆匆，敬请著安。
弟里顿首九月十二日（粘贴在卷后扉叶）
《献唐师友书札》收录的另一封赵万里致献唐书札，亦关涉此事，兹录于下：
献唐先生有道：
久不通讯，即深系念。比维起居康胜，文思迪吉为颂。讬校《汪水云集》，因尊寄《宋诗钞》本与鲍本略异，故未能照校。现里倩人录一校记，否可？成当寄呈不误，请释念为幸。近日有佳本否？时局如此，平津前途不可知，奈何奈何。专此，敬请道安。不一。
弟赵万里再拜
八月廿三日[1]
《献唐师友书札》收录的重民书信第十通（末署“七月四日”），其中侧面涉及此事，行文颇为有趣：
弟与赵万里君不常见面，因他忙，弟催怕亦无效，若与傅孟真先生来信时，可讬其转催，因赵君最听从傅先生的话故也。弟见赵君亦可催促。[2]
将四者互看，可直接获知的基本事实如下：献唐托赵万里代校汪集，寄去《宋诗钞》（当指清吕留良、吴之振编《宋诗钞初集·水云诗抄》）。赵万里未照办，而是提议将自己与国维据“黄丕烈校乃昭本”及《永乐大典》所校校记，倩人誊录。献唐遂寄来这部鲍刻本。过录完成后，赵氏将鲍刻本寄还，献唐于年9月16日收到。在此过程中，赵万里有所拖延，献唐托重民代催，赵万里可能从重民处或别的渠道感受到了献唐的焦虑，故而8月23日赵函有“久不通讯”“成当寄呈不误，请释念为幸”等语。
接下来，结合其他材料，对与献唐校理汪集相关的书、人与事作进一步解说。
一、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
赵函所称国维和他分别用“黄丕烈校乃昭本”及《永乐大典》校过的汪集校本，即跋所云“赵万里先生有过录黄本”，亦是在鲍廷博刻本上临校，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，索书号A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“清乾隆三十年鲍氏知不足斋刻本国维校并跋赵万里校”（集部号）[3]。年春，北平北海图书馆收购了国维的多种批校本，“（国维）此项手批手校之书，共有一百九十馀种，约七百馀册，本馆为保存先哲手泽起见，特全部购入，以垂永远，并拟校录其批校语刊印成书云。”[4]此国维校本《水云集》《湖山类稿》应是其中之一。后来随着北海馆与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，此本最终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。
该本《湖山类稿叙》首叶有“国维印”（白方）[5]，《水云集》首叶版框右侧外有“壬戌春，常熟廼昭钞本校。眉头所记者，黄复翁校也。观翁”（见图3），系国维手笔。此外，卷四末所录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的汪氏六诗一词、《亡宋旧宫人词》卷末题跋四则、《湖山类稿》卷二《出居庸关》题下小跋、《水云集附录》叶二天头录《文山全集》卷二一《胡笳曲序》以及各叶天头与行间的大部分校字，亦是他的手迹。
至于赵万里所校，最明显的是《水云集》叶一九《宋宫人分嫁北匠》题下有“《大典》人字部引，‘宋’上有‘亡’字，万里”；《湖山类稿》卷一叶七《兵后登大内芙蓉阁宫人梳洗处》诗末有“据《诗渊》[6]引校，万里记”。此外，《水云集》叶二六《邳州》“身如传舍任西东”句，“任”字旁校“忽”，题下有“校《大典》邳字韵引”，虽未署名，但笔迹亦出赵万里。赵字迹有较明显差异，不难分辨，不再逐一列举。
国维所校出的异文，有写在行间者，有书于天头者，前者是国维校出的乃昭本相对于鲍廷博刻本的异文，后者是国维过录的乃昭本上的黄丕烈所写校字，分处书写，便于区分。与山图藏过录本（见图4）比对，两者高度相似，可见过录时严格遵循了国维原校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维的批校跋语还与其《书〈宋旧宫人诗词〉〈湖山类稿〉〈水云集〉后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书后》”）一文[7]有明显关联。比对可知，后者系以前者为基础，经较大增修成文，行文次序与繁简有变化。如《亡宋旧宫人词》卷末题跋首则，先引“宋陈世崇《随隐漫录》卷二”，次引“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卷中”，则引“《宋史·江万里传》”。《书后》一文的第一段，可大致与之对应，但行文次序变为先《浩然斋雅谈》，次《江万里传》，次《随隐漫录》。第三则“汪水云以宋室小臣……有宋近臣一人而已”，与《书后》末段大致相同。第四则“壬子岁，曾从《永乐大典》补诗六首、词一首，当时所见《大典》仅十六册，今已星散矣。想欲再得数首，亦不易也”，《书后》完全不见痕迹。另一方面，《书后》段“《宋旧宫人诗词》乃夫人以下十四人送汪水云南归”、第三段“南宋帝后北狩事”、“少帝入吐蕃事”，在批校题跋中则未着一笔。
国维各条批校题跋末所署时间，如首跋“宣统庚戌正月国维识”、三跋“戊午八月国维录旧作跋”、《水云集附录》叶二天头录文末署“辛酉中秋录观翁”等，在《书后》中不见踪影。从行文连贯的角度考虑，如此处理，无可厚非。但欲复原氏批校汪集并以之考察宋室北狩史事的历时性轨迹，这些线索便不可或缺。根据这些时间线索，国维校理汪集的时间轨迹大致如下：他获得鲍刻本，不晚于宣统庚戌（）岁初。壬子（），以《永乐大典》补辑并校订。戊午（），“录旧作跋”。辛酉（），从《文山全集》卷二一录《胡笳曲序》。以黄丕烈旧藏乃昭本校鲍刻本，为时最晚，在壬戌（）春。
至于国维辑佚所用《大典》卷八九八诗字、卷二二七三、二二七四湖字，后两卷所在册为卷二二七二至二二七四，长期下落不明，直至年，得知在加拿大籍华人袁葰文处，后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卷八九八目前仍不知所踪，与其相邻的两册为卷八九五至八九六、卷八九九至九〇〇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接下来，讨论赵万里以《大典》校此鲍刻本的时间。他本人对此未作说明，只能从周边情况展开推测。年，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》卷第三/四号合刊“永乐大典专号”登载国维《湖山类稿补遗附校记》。此即前述氏从《大典》辑出的六诗一词及据《大典》所作的5条校记，由赵万里录出整理，赵氏还将自己从《大典》邳字、人字校得的两条附入校记，标明“万里案”以与国维校相区别，明确称邳字为卷二八〇七，人字为卷三〇〇四。文末赵氏识语署“己巳上巳后二日”[8]，即年4月14日，这是赵万里以《大典》校勘的时间下限。
再看时间上限。首先，赵氏最有可能接触并利用《大典》，理应在年6月他入职北平北海图书馆后[9]。案，他当时的上司袁同礼相当
本文编辑：佚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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